朱子热心教育事业，在其一生中先后建造了三座精舍和修复两座书院。考“精舍”一词系源出于《管子．内业》：“定在心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故心者，精之所舍。”陆象山在《致问人杨敬仲函》中也略作诠解：“精舍二字，语出后汉包咸传，儒者讲习之地，甚为无歉。”

就史脉而言，远在汉代的一些经学家就已自称所住之处为“精舍”。简要言之，“精舍”在汉代是儒者设帐讲解经学精义处。后来，“精舍”一词广被道、佛所借用，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后，梵文中的Vihara、arama，甚至Sangha都被译成“精”。因此，“精舍”与佛教的“寺”、“院”几乎相互混用，而其涵义也转化出僻静以修养精神的地方。再发展下去，“精舍”一词与高深的学问产生关联。

总而言之，“精舍”一词结合了幽静、学问与师徒间的讲论修持诸涵义，兼具儒家及佛家意涵。在宋代儒家而言，“精舍”指规模较小的书院，是儒门讲学及修持身心的处所。

朱子所建的三座精舍，分别为：

（一）寒泉精舍，于公元1170年春建于福建建阳之寒泉坞，其母墓侧。朱子友人吕东莱（祖谦，公元1137-1181）曾住该精舍旬日，与朱子商辑《近思录》一书，这本书可说是中国第一本哲学概论式的体裁。朱子常在此精舍讲学。

（二）武夷精舍，于公元1183 年筑于武夷山五曲溪畔的隐屏峰下，人称“武夷之巨观”。朱子曾在此校注《论语》、《孟子》，撰成《四书集注》。

（三）竹林精舍，于1191 年筑于距建阳西门外，面向溪流，背对青山，后来更名为沧州精舍。公元1244 年，宋理宗绍为书院，并写了“考亭书院”的匾额。清朝康熙44 年颁赐“大儒世泽”匾额，以及“诚意在心阐邹鲁之实学；主敬穷理，绍濂洛之心学”的对联，悬挂在集成殿左右。朱子讲学期间，除了对门弟子随时应答外，亦任高弟子轮讲，朱子则常在晚上讲课。

陈荣捷总评说：“在这三所精舍中，以竹林精舍最为重要。这是因为朱子的许多弟子都在此处从游于朱门，而且许多语录都是在《竹林》记载出来。”朱学曾被诬为“伪学”，有人甚至“上书乞斩熹”，善心者劝他在这种险恶的时势下“谢遣生徒”以避时祸，朱子却一如往常般地“日与诸生讲学不休”。他这种教学不倦精神，对门生影响甚大。王鸣盛评唐、宋的知识分子，谓：“宋亡，有文信国；唐亡，无一人；宋崇道学，唐尚文词也。”

试观宋代从北宋的范仲淹至南宋的文天祥，他们所迸发出来“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情操，崇尚民族大义，志节豪迈、其正气凛然的人格力量，不能说非出于宋代理学（道学之别称）潜移默化的教育之功。曾任职副宰相的范仲淹，读圣人书，标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儒家淑世精神。他对理学先驱胡瑗爱敬有加，聘他为苏州教授，淬砺儒生志节。文天祥是朱熹再传弟子江万里、欧阳守道的学生，在世风颓靡下犹洁身自爱，奋发进取，其浩然正气的舍生取义精神，堪谓为儒者的人格典范。

朱子所重建的两座书院，分别是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及湖南的岳麓书院。受篇幅所限，本文仅绍述前者。他提出的书院办学理念，乃有鉴于当时的儒学章句之学随科举考试盛行，学生们乃沉溺于场屋之文。为针对时弊计，朱子乃倡明道学，研求内圣外王之义理以重振儒学。至于书院在教育与文化的功能，北宋早期的书院将之定位为授徒、藏书与祭圣贤等三种功能。朱子增加了学规、课程与讲学等三项人文教化功能，兹予以分别细述：

（一）在学规方面，朱子采辑儒典籍之中有关五伦之教；为学之序；修身、处事、接物之要旨，构成《揭示》，揭于书院楣间，被通称为“学规”。朱子所订的“学规”属箴言性质，是开书院以来的创举，演变成日后各级学校的校训。此举不但对中国教育史有深远的影响，朱子所订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整合了儒家传统以来伦理道德的价值规范，也影响了官学的办学内涵，凝聚出此后中国教育哲学的金科玉律。朱子的学规且东传日本，构成对日本的影响。

（二）在课程方面，我们所能掌握的文献较少，却仍可在《朱子文集》卷七四所载《白鹿洞书堂侧问》与《白鹿洞书院学规》两者间所保存的史料中，显示了他的课程重点多在《论语》、《孟子》。朱子在1190 年编纂成《大学》、《论语》、《孟子》以及《中庸》为四子书，可推知白鹿洞书院所授课程内容为与四书之间的重要关系。

（三）在讲学方面，朱子在公务之余常至书院主讲。他曾在1181 年2 月，邀请他的敌论也是益友陆象山至白鹿洞书院讲学，可谓别开生面，此种讲会之举对书院教育所举办的公开讲学辩论之风气颇有裨益。

朱子所撰写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最足能表征他对教育价值的整全观。他在《跋》中肯切的明示其教育所设定的大目标、总方向。他说：“熹窥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钧声名，取利禄而已也。”兹将他总纲式的学规载录于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上面）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以上）为学之序

学、问、思、辨四者皆所以穷理，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以下）：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上述）修身之要：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上述）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上述）接物之要。

该学规体大思精，概括了教育的价值原理和目标，学习原理，训育纲领及品格修养的根本工夫。综观该学规的组成内容，计有三大部分：

（一）五教之目；

（二）为学之序；

（三）笃行之要。

五教之目取自《孟子．滕文公上》的五种人际性伦理规范，属德性伦理性质。其中父子、夫妇、长幼三者为家庭伦理，君臣为政治或僚属伦理，朋友为友谊伦理，系平行对称之相互性对待原则。五伦中的“亲”德、“义”德、“序”德、“别”德、“信”德是分别维系五伦的人际关系至和睦圆融的美德。这五项德性伦理的实践有赖于当事者，能否自觉地致力于穷理以明其所以然之理。同时，也能居敬以贞定常理常道而贯彻在生活世界，亦即日用常行之间。扼要言之，道德实践之基本工夫在于“存理导欲”四字，家庭伦理所以占五伦过半的比例，系因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家庭生活的和睦和谐关系到整个社会生活之祥和与安宁。家庭的结构兼顾个体性及社群生活的整体性，不但予人学习与自我相处的机会，也是学习与他者和谐共存的终身场域。我们甚至可以说家庭生活是我们在进入外在社群团体之前可以学习与他人共处之美德的第一所道德学校。　

朱熹的教育理念在其所着两篇学记中有扼要的陈述。他在《静江府学记》中说：“古之学者为己，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之间，而施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际，必无不尽分焉。”所谓“为己”之学非以自私自利为取向的自我中心意识，而是体证道德主体所禀受的“天赋秉彝”且高尚其志而“为人品节”，价质主体自发性的修持善德，实践于家、国、天下的社群生活中，克尽群己关系中一己所应履行的位份和理份。简言之，“为己”之学旨在觉醒了道德自我后，抉择高尚的人生志趣，自我期许及德化自己的人格，活出人性的尊严和价值，活出人生的终极意义。

他在《常州宜兴县学记》一文中说：“无溺乎俗学之下流，无迷于异端之捷径，则于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朱子在十几岁时读到孟子所谓“圣人与我同类”时，内心受到很大的鼓舞。“圣人”是德化人格的最高境界，德化人格的关键在于理与欲、公与私、义与利的明辨、调和或取舍。他认为圣人除了提升自我的心灵境界外，尚有关怀社会、修善人群、贡献于政治、国事的大方向。他说：“天只生得许多人物，与你许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也。盖天地做不得底，却须圣人为他做。”儒家的圣人人格特质不仅在日新其德，且进而能善尽对层层社群团体的责任，以人文的价值理想，化成天下公共事务。朱熹所以为了这种崇高教育理念而辛勤的经营书院，据李弘祺的解释：

对北宋科举考制度的不满，激起了人们尝试对其本身以及其政府的教育政策的改革。这些改革失败了，这就是朱熹与其同时代的人，为什么要追寻私人教育的传统，并使之恢复的原因。对书院肯定有一种客观而合理的需要。

朱熹所以热心办书院及其心怀从事书院讲学的志业，旨在承传先秦儒家崇高的教育理念和精神，亦即修己以安人的儒家志业。朱汉民教授有段精辟的理解和诠释。他说：

在士文化中，孟子“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因此，士人创办书院声称是为了“传道”、“求道”，而“道”实质上总是包含着双重意义；既是士人晋身官僚队伍以“兼善天下”的治国之本；也是士人隐退山林以“独善其身”的修身之本。这样，道又有双重特性：一方面，道要具有世俗性，它必须和社会政治、日用伦常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另方面，道要有超脱性，它能够满足士大夫精神超越的需要。宋明理学是传统思想文化发展高峰，理学更加强调道的双重特性。

朱熹站在以生命之价值实践为教育目标下，他很重视教导学生的读书态度，他说：“读书须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句逐字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学者须是收拾此心，令专静纯一，日用动静间都无驰走散乱，方始看得文字精审，如此，方是有本领。”、“学者只是要熟，工夫纯一而已。”所谓“熟”、“纯一”是指读书要读得透彻，不贪多而务必要精熟。朱子强调应熟读精思的观点不但受伊川影响，也深受张载《经学理窟‧义理篇》所说：“书须成诵精神”之影响。《学规类编》载朱子称赞张载的话：“横渠成诵之说最为捷径。”在方法上，朱熹说：“读书须看他文字语脉”就是由整体的思绪脉络、语境逐一究明个别论点的确切含义，务必前后相互关联和呼应，所谓“读得融会贯通后，义理自出。”通贯指旁通统贯后自然融会贯通。由是可知，朱子在读书的要求上是透过精读而务求彻底的了解，他还立了读书时如何咬文嚼字的三要，所谓：“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读一也。不要钻研立说但要反覆体验二也，埋头理会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学者当守此。”

在教材方面，亦即书籍的择取与研读的先后次序上，朱子以按受教者的身心发展状况、能力、需要，及所摄取知识的难易程度，依不同知识间的轻重缓急，设计出一套课程，一切按循序渐进的大原则施行。他针对受教育者年龄的不同而分为三级教育，各有其课程：

第一级（初初）教育称为“童蒙之学”，其学习内容，据《朱子童蒙须知序》：“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杂细事宜，皆所当知。”

八岁起受小学教育，内容前已述及。

至于十五岁起的大人之学系以读书明理为宗旨，在教材的安排上至为重要。就大体而言朱子主张先读《近思录》、次读《四书》、再读《六经》，而《四书》及《六经》的读法也按难易、远近、大小之序而循序渐进。在研读《四书》方面，其内容深切于人伦日用之常。朱子教人“先读《大学》已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言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

其次，读六经亦当依序，朱子云：“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识那为学之序。”再次则读史，盖朱子云：“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箇权衡，多为所惑。”在六经中“《礼记》、《左传》最不可不读。”纵使读史书亦当循序渐进，朱子教人“先读史记及左氏，且看东汉、西汉、东汉及三国志，次看通鉴。……若欲看本朝事，当看长篇，若精力不足，其次则当看国纪，国纪只有长篇十分之二耳。”朱子还论究了读经书、史书及子书的各别价值，所谓：“必先观论、孟、大学、中庸，以考圣贤之意。读史以考存亡治乱之迹。读诸子百家以见其驳杂之病。”其中尤以经学与史学相需互补为重要，他在《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楼记》云：“学经以探圣人之心，考史以验时事之变。”

本文作者、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曾春海教授做客岳麓书院讲坛，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教授主持。

在教法方面，朱子主张启发、培养学生崇理尚义，善善恶恶，主动积极的自动学习态度和能力。他在同安县学告谕执事曰：

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夫理义不足以悦其心，而区区于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犹决湍之水注千仞之壑，而徐翳萧苇以憾其冲流也，亦必不胜矣。

教师的教学方法旨在引导、指正和释疑。因为，读书修身究竟是学生份内应切己观省和力行者。为学者旨在成长自己的知识与人格，则读书与作人作事都还归学生自己去下功夫，从实践和反省中深求，以自得书中的概念化知识与人生行事之义理。教师的角色功能在引路和指导，而不能替代学生读书求知，行事践理，更不能替代学生在日用常行间体验应然的道德人伦之规范。他说：

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 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 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

因此，从教学方法而言，学贵自得，“自得”贵在从所学中深思不已，从所行中切己体认天理，以读经书为例，朱子示人“借经以通乎理耳。理得则无俟于经。”、“读《六经》时，只如未有《六经》，只就自家身上讨道理。”读经书不是只顺取照搬书中道里堆放积在自己脑中的记忆库里。“无俟于经”也非不读书，而是教人藉书中所言获取启发而能切己苦思力索以通乎理。朱子恳切的说：“这道理不是堆金积宝，这里便把分付与人去，亦只是说一个路头，教人自去讨，讨底便是自底，讨不得也无奈何，须是自着力，着些精彩去做，容易不得。”学生若确实在“自着力”、“自去讨”的历程后，对问题深入情境而有某种程度的了解，然而却有所愤悱而待突破时，此际，学生的求知欲最旺盛而诚挚，教师在这种最佳的学习状况下，随机指点，其效果当属最佳，朱子喻为及时雨，他说：

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

此正所谓时雨之化。譬如种植之物，人力随分已加，但正当那时节，欲发未发之际。却欠了些小雨，忽然得这些小雨来，生意岂可御也。

在朱子学贵自得，诸般道理须自着力自去讨的要求下，其《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的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四者皆所以教人穷理致知的方法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