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人讲话，宁和聪明人吵架，不和糊涂人说话。正因为此，郭树清上任证监会主席的时候，水皮并没有和圈内很多朋友一起凑热闹给新主席上书建言。事实上，如果新主席对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认识，那么专家学者再多的意见都是废话，如果新主席有自己的看法，那么响鼓不用重槌，早晚会有共识的出现。

3月7日，妇女节前夕，证监会召集了包括水皮在内的六位市场人士征求意见，用姚刚副主席的话讲，证监会各部门的负责人悉数到场，阵容之强甚至超过了主席办公会，把刘纪鹏激动得差点热泪盈眶，喜忧参半地抱怨，都已经三年了没有机会坐下来和证监会的领导面对面地切磋和沟通，以刘纪鹏的资历和证监会对话尚且如此困难，可想而知，管理层又能从何了解民情民意民声，当然，想法做法办法也就难免差之十万八千里。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股市会如此反常，不仅和经济发展不同步，就是和全球资本市场也不同步，一意孤行熊霸全球。

水皮的发言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宏观改革，二是新股发行，三是投资者保护，三个领域的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关联，但是内在逻辑是一样的，没有中国证监体系的改革就没有新股发行制度的突破，新股发行制度不改变，资源劣化配置不调整，投资者保护就是一种忽悠人的善良愿望，缘木求鱼的自欺欺人。

先说宏观改革。

“十年上涨幅度为零”，既是对上任主席的调侃，又是对指数的愤懑。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这恰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状态，那就是原地打转转，在相当多的领域，政府的权力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地扩张；国企的经营不但没有退出，反而在不断地强化；行政干预不但没有弱化，反而覆盖面越来越大。权力越大，干预越多，肩负的责任实际上也越来越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值相距也越来越大。很多时候，政府陷入了吃力不讨好，左右不是人的境地。证监会作为这个政府体系中的一部分，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人用“五+二”，“白+黑”来形容发行部的工作状态，但是结果又如何呢？用水皮的话就是“祸国殃民”，要避免左右不是人的尴尬，只有一个办法，要么选择做人，要么选择不做人。改革是什么？改革从来就是放权让利，中国近十年的改革之所以没有动力，相当部分原因在于当年的改革者或已功成名就，或已成为既得利益者，揽权容易放权难！谁都知道，新股发行从发审开始到保荐中介最后到财经公关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利益链，发审委不懂装懂糊弄事，保荐人签个大名收入上千万，承销商赚了承销费还要直投搞PE，家族企业上市成功就是亿万富翁，取消审核这样的想法恐怕也就只有郭主席这样的“愣头青”敢提，恐怕结果也是阎王好说小鬼难缠。但是，敢说毕竟比想都不敢想要令人欣慰，联想到郭树清踏入社会的起点就是体改委，改革已经作为一种基因植入他当时年轻的头脑，所以水皮对于证监会在接下来的改革进程中率先突破还是抱有一定的期望的。证监会要革自己的命，削自己的权，首当其冲的是要理顺现在的监管体系，回归监管者的位置，也就是归位，割断和交易所的所谓上下级关系，撇清和所谓直辖券商的关系，只有和市场主体均保持相对独立的关系，才能行使监管的职能。其实，无论是上交所或深交所，均早于证监会成立，均是地方上的会员制交易主体，根本就不是什么证监会的下属派出机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打着监管推前到一线的旗号，两个交易所莫名其妙被上收成了中央单位，证监会的副主席成为两个交易所的当然理事长人选，而交易所的总经理则成为证监会副主席的当然候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敌我不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证监会又如何监管交易所？至于证监会系的直辖券商就是笑话，到底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还是父与子的关系，对其他券商又如何保持“三公”，上调则当部门负责人下派则成券商董事长，官商不分，政经不分，又如何在市场形成权威？越位和缺位是事物的正反两面，不归位就会越位，管了不该管的，该管的就必然不敢不会不愿去管，也就造成缺位。郭树清会选择哪个部门、哪个环节下刀子，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再说新股改革。

很多人都以为新股改革是一个技术问题，所以都在所谓价格上打转转，围着市盈率在争吵，有人提出15倍，就有人提出30倍，而一旦进入定价的争论，一定不会有答案，因为早期证监会就有过窗口指导意见，16倍市盈率一直就是原来的标准，但是炒新的事实给了所谓市场化的定价理由和选择。其实，IPO的“三高”问题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证监会变相“越俎代庖”，管了不该管的价格，该管的总量却没有管住。

价格是什么？是市场主体交易的结果，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厢情愿，只要没有欺行霸市，坑蒙拐骗，强买强卖，发审委根本就管不着，新股该以什么价格发行，由上市公司和股东决定，看好的可以叫一千元一股，看不好的可以叫一分钱一股。至于有人炒新，有人不炒新，更轮不到你证监会管，股票就是让人炒的，不炒的叫钞票不叫股票。这叫把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把交易的自由归还人民。

那么证监会该管什么呢？

该管总量，总量包括社会融资的总量和个股融资的总量。水皮一直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状态中，证监会在一行三会中扮演的角色是最重的，和美国证监会边缘化不同。融资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主要形态就是股市融资，间接融资主要由银行贷款形成，中国一向间接融资的比例大，直接融资比例低，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一直是政府工作报告的主题，近年来更是不提信贷额度指标管理以直接的社会融资总额作为控制指标。已知数据告诉我们，证券市场一年的融资额超过一万亿，而银行信贷控制在八万亿左右，看似两个数字相差挺大，但是要知道一万亿是证监会一个窗口控制的，而八万亿则是无数个银行分散流出的。过去的2011年，中小企业融资难到达历史上没有最难只有更难的境地，社会融资整体不足，但是个股却普遍融资过度，创业板中小板超募资金躺在银行账上吃利息，有限的社会宝贵资源被无限浪费，责任不能归咎于上市公司，只能说证监会没有起到总量控制的作用。换句话讲，证监会不知道自己该管什么？这不是和第一个问题有紧密联系吗？

对于个股而言，融资的总量就是募投资金需要的量，每一个公司上市之所以要编制招股说明书，最大的作用不是为老股东发家变现，而是说明融资的用途及预期，不管是真是假，都是一种需求的表达，对于任何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而言，对于资金的占有欲望是无尽的，不加约束，只会多多益善，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个体的无序，要做到有限资金的合理分配，就必然要有外部约束。发审委既然审定了上市公司的融资总额，那么，上市公司就该依规执行，否则，审什么？至于个股该发多少价格，这是公司的事情，只要不违反公司法规定的首次发行公司股不少25%的要求就可以，这叫依法管理，现在的超募完全是监管缺位造成的。

对于市场而言，融资的总量就是一个市场能够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交易所能承受的极量。中国股市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在不断下跌的过程中，实现了市值的最大化，反过来，市值最大化的过程造成了中国股市的跌跌不休，IPO的无序和滥发自然是罪魁祸首，前有中小板，现有创业板，后面还有国际板，不知何时是尽头，如此环境指望改变“牛短熊长”岂非痴人说梦？！为什么郭主席问了一句可否取消审核制反应如此之大？一个没有总量控制的管理层，一个自毁长城的管理层，一个与市场倒行逆施的管理层，一旦取消审核无异于崩溃，人们会问,有审核尚且如此，没审核岂不完蛋？权力下放交易所，岂不形成恶性竞争？审核制早晚要取消，IPO发行权早晚要下放交易所，但是证监会要明白自己的定位和责任，旗帜鲜明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社会直接融资总量控制的责任。管理总量放开价格，这是水皮对新股发行的建议。

最后说说投资者保护。

投资者需不需要保护？该如何保护？是保护他们的投资权利还是保护他们的投资收益？股市游戏的交易规则决定，这个游戏就是大多数人赔钱的游戏，所以投资者保护要保护的不是投资收益而是权利，收益无法保护，也不该保护，愿赌服输，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今天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没有答案，那么，投资者在这个游戏中就没有平等的地位，一个动不动就要超常规培育机构投资者的市场摆明了就是把普通投资者置于被侮辱与被掠夺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谈何保护？所以，平等是前提，没有平等，就没有保护。这么说不等于说投资者保护局就无事可干，相反，目前可做的服务还是不少的，比如风险提示。大多数投资者不会每天去媒体收集政策信息和个股的报道以及来自证监会的警报。证监会完全可以要求各大券商在自行发放的手机交易信息中加载来自管理层的官方提醒以及个性的个股警报。郭主席说40-50倍市盈率的股票如果不具备苹果微软的前景可视为“有毒金融资产”，证监会如此倡导价值投资为什么不通过每天的移动终端向投资者灌输这种理念呢？听不听在投资者，说不说在管理层，该说的说了，你就尽责了，该听的不听，亏损就是活该，这叫桥归桥，路归路。

三点建议仅供参考。